2020年12月1日，由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发展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组举办的中国发展经济学前沿暨学术热点研讨会在线上线下同步召开。
上午，三个平行分论坛在腾讯会议线上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的数十位老师作报告和论文研讨，数百位学者在线观看。会后三位主持人作分论坛总结，表示研讨论文选题紧扣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交流充分深入，与会师生受益匪浅。
下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会议室举行嘉宾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新华文摘杂志社、管理世界杂志社等单位的十余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作学术报告。
第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刘建丽研究员主持。
（刘建丽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张其仔研究员致辞。他立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发展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阐明了办会初衷，回顾了办会历史，指出所主管的三本国家级学术刊物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也希望能够通过举办发展经济学研讨活动推动杂志的发展。同时，对上午分论坛的各位报告嘉宾的精彩学术分享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下午继续开展更加充分的学术交流，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改革发展实践献计献策。
（张其仔副所长致辞）
接下来进入嘉宾研讨环节。
武汉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郭熙保教授以“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考”为题讲了三个问题。
（郭熙保教授作报告）
第一，发展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1）当代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微观化倾向反思。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微观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其显著标志是随机对照实验方法（RCTs）的流行，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主流。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被誉为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场革命，即所谓的“实验革命”。三位经济学家因为创立了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在去年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使这个方法的学术地位达到了顶峰。学术界对RCT方法的赞誉很多，当然也有批判。
（2）发展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RCT方法是一种评估微观发展项目实施效果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确很重要，对于评估一项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但是RCT方法是一种技术、而不是理论。它不可能解决发展经济学所有的问题，甚至某些关键的问题。把它誉为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次革命，使发展经济学进入全新的时代，有些言过其实，甚至完全是误导的。它把许多年轻学者引导到去做微观问题，热衷于田野试验，而不是从根本上思考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使发展经济学研究走入歧途。
我认为，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质上具有宏观性、动态性、结构性和综合性特征。
首先，发展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它要理解和解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当然，摆脱贫困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但是它要摆脱的贫困是整个国家的贫困，而主要不是指某个群体的贫困。至于国家内部某个群体，如最低收入阶层如何脱贫问题虽然与发展也有关系，但它主要是个社会产品的再分配的问题。脱贫当然很重要，但是只有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蛋糕”做大，才能使一些低收入人群具有脱贫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本来就很穷，采取任何怎样的实验观察，最后也没有资源来为他们脱贫提供物质基础。我国扶贫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我国持续的高速长带来的财富增加，为减贫脱贫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这是我们能够取得反贫困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当然，这不意味着消除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心的问题，而是说它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把发展问题等同于反贫困的问题是对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严重偏离和误导。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微观化，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针对某部分人群，譬如贫困者、儿童健康、教育、妇女权利等。总的说来，微观分析成为了主流，以至于发展的真正问题被遗忘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微观化倾向是因为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提不出更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而转而研究微观领域的问题。的确，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微观基础，需要关注农户、家庭、企业和社区等微观行为的问题，甚至可以作为发展问题分析的起点和基础。但正如宏观经济学研究要关注消费者和投资者个体行为一样，发展经济学以微观个体行为为分析基础，并不改变发展经济学属于宏观经济研究的本质属性。
其次，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是长期的、动态的、演变的方法。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都是长期的、动态的问题，短期问题只有影响长期趋势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经济发展过程还是不同阶段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不同于中期发展阶段特征，中期发展阶段的特征也不同于后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因此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根据发展阶段的转换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以RCT方法为代表的田野实验研究基本上是针对特定项目绩效进行评估，不适合进行动态、长期和演变的分析。它缺乏长期的、动态的演变方法所要求的基本要求。
再次，发展经济学主要采取结构性分析思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个显著的差异就是经济结构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把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工业经济，也就是工业化过程，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机制和条件，提出适当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当代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探讨的问题微观化基本上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而是以个人、家庭、社区为研究对象，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没有多少联系。
最后，发展经济学注重发展的综合性分析。发展问题决不是只要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加，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提高，即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持续提高。因此，早期发展经济学只是关注资本积累是片面的。现在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社会制度和文化、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地理区位等都影响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研究经济发展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研究，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当前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涉及到微观问题很多不涉及到制度问题。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时代的呼唤。
（1）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成功之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急剧减少，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与东亚、“四小龙”取得的“东亚奇迹”相比，“中国奇迹”可谓是一个神话。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个大国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比东亚奇迹更加壮观，更加伟大。成功必定有成功的奥秘。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功并没有遵循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就需要我们中国经济学者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总结和提炼中国成功的经验，创建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
（2）西方发展经济学没有为中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传统发展经济学是以陷入贫困陷阱状态的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提出的发展理论、战略和政策只适合那些低收入贫困状态的经济发展环境。如大推进理论、二元经济理论、起飞理论、两缺口模型等经典理论都是以贫困状态经济为前提条件的。当一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但还没有达到发达状态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就基本上不起作用了。例如，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通过出口鼓励、通过转移农业剩余和农业劳动力来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战略思路和政策主张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当前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资本短缺已经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接近尾声，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为动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失去了作用。因此，要推动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的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高收入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发展和创新适合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有人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但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还存在很多争论。
（3）西方发展经济学没有为大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西方发展经济学通常是以规模不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为研究对象，以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构建的实践基础，但对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研究不多。小型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不一定适合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人口和经济规模上的差异足以导致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经济第二大国。在世界经贸中举足轻重，与世界经济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大国地域广阔，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常态。大国还存在着诸多规模经济效应。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发展战略与小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研究像中国这样大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概括、总结、提炼，构建新的发展理论。
（4）西方发展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提供理论解释。西方发展经济学都是以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实施的发展模式、采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作为历史依据，认为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昨天就是后发展的贫困国家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考虑过在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之外还有一条新的道路也可以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经济从一个贫困状态迅速摆脱了贫困，跨入了人均GDP超万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在可见的未来将要进一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的取得并没有遵循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就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独特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何取得成功，这需要我们中国学者来加以概括和总结。
（5）构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适逢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经济学有很深的研究，作出过深刻的评论。他指出我们向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寻求理论借鉴，并不仅仅是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上得到一些启示，受到某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能够在我们已经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传统基础上，创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期盼，我们期望着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能够“花开枝头”、“红杏出墙”。创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就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第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研究框架。
（1）研究思路。一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理论基础。二是以新发展理念作为理论框架。三是把中高速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四是借鉴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五是把中国国情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的国情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特征：即发展中经济、中等收入经济、大国经济、转型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六是采用动态演进方法研究发展经济学。
（2）框架结构。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由六个部分组成：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制度变革。其中制度变革是实现五大发展的必要条件。
创新发展：从资本驱动型发展方式到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变，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到高质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部分主要从发展要素角度来分析从劳动、资本驱动发展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过程。
协调发展：从工业驱动增长向服务业加速发展转变，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发展到城乡区域协调平衡发展转变，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这一部分主要是从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分析与结构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绿色发展：从资源消耗型、环境恶化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部分主要是从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探讨。
开放发展：从出口促进型、低附加值数量扩张型外贸发展方式，向进出口并重型和高附加值高端产品出口转变，从积极吸引外资的单向对外开放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转变，从贸易投资领域开放向全方位、多层面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和全球经济治理转变。这一部分主要从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的角度讨论开放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共享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和减少分配不平等、消除贫困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涉及到分配关系的调整。这一部分主要是考察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中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和收入再分配。
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体制改革是促进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部分讨论制度变迁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六大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一部分考察的是发展动力机制转换问题；第二部分是研究的是经济结构的变迁问题；第三部分讨论的是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关系；第四部分考察的是开放条件下贸易与外资以及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五部分探讨发展的本质内涵，收入分配、贫困与反贫困的问题；第六部分讨论制度与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前面四部分是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问题，后面两部分是探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因此，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张可云教授分享了四个观点。
（张可云教授作报告）
第一，关于研究的空间尺度问题。发展经济学从国家的空间尺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是发展经济学最初的含义。很多学科都研究发展问题，例如区域经济学从国家内区域尺度研究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空间单元怎么发展以及不同空间单元之间怎么协调；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尺度会更大，涉及若干个国家。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尺度从来就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考虑空间和尺度？主要原因在于考虑空间尺度就难以模型化。正是由于这样，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是值得怀疑的。忽视空间尺度的模型化虽然符合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但是其用一套模型解释不同尺度空间的发展问题，是存在明显问题的。由于缺少空间考虑，主流经济学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二，滥用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在之前有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后来又有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的实质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是绝对优势方，一个是绝对劣势方，才有比较优势一说，也就是说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才有比较优势可言。很多人把比较优势泛化了，什么都是比较优势。比如研究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有人用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分析，这是不正确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任何所谓的学术理论都是不适用于分析老工业基地的。因为老工业基地跟落后地区比是强的，跟发达地区比是弱的，显然适用于这种情形的是绝对优势理论或竞争优势理论而不是比较优势理论。有不少人在用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时显得随意，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其确切的含义。
第三，外部环境比内部资源禀赋更重要。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原理是“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但是对于一个区域发展而言，乃至于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外部环境是关键。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2018年中国再造了35个中国？这是因为整个格局发生了变化，赋予了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有很多案例说明外部环境更重要。比如说，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的外部环境不一样，努力程度同样，但不一定带来同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死盯着内部的资源禀赋而忽视了外部环境的关键影响。一个区域发展方向与思路的确定，必须要首先考虑外部环境变迁带来的机遇。
第四，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发展不平衡：东西与南北失衡。目前这种格局没有什么改变。对比四大板块的GDP占比变化 会发现，东北的问题最突出。中国万亿元城市俱乐部成员的分布呈弓箭形，东北一个都没有，胡焕庸线以西一个都没有。这就是大尺度空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2）发展不充分：穷堵老并存。“穷堵老”这三个字是我归纳的，分别指落后区域、膨胀区域、萧条区域。穷和老不能划等号，国内很多学者给老工业基地开错了药方，把老工业基地当成是落后区域，这是不对的。近些年来，东北地区人均GDP居然比西部地区还要低，这与老工业基地身份是不相称的，东北曾经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东北老工业基地2004-2016年地区增长率断崖式下滑。动态考察，穷是现代化前区域的问题，堵是高速增长和平稳期的区域面临的问题，老是衰退期出现的问题。老和穷不是一个级别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二者混淆了。老化问题的原因是“老”，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部缺新和外部有新。内部缺新是指内部缺乏创新与更新的动力，一个工业基地一旦形成，其主导产业的集聚会妨碍其他产业的发展，主导产业类似尤巴斯树，这个树底下不长草，也长不出其他树。外部有新是指外部出现了更强劲的竞争对手。外部工业化不断地推进，新产业的增加值率越来越高，过去形成的工业区如果不革新就有可能落伍。世界餐具业中心由英国的谢菲尔德转移到德国的索林根，后来又向日本的关市转移，就是外部有新的例子。不是因为我不努力，而是因为别人更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工业区都存在老化的风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关于区域治理的一般规律。这里讲几个重要概念及其关系。统治是自上而下、面面俱到、强制命令的管理方式，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就是如此；治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考虑不同相关利益者利益诉求且作用领域有限的一种管理方法。统治与治理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治理比统治更先进。治理是2013年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区域治理体系是区域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支撑。内部的区域都没有一体化，就谈不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国家内部区域一体化有赖于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抓手。
最后，简单谈一谈中国区域战略的演变。穷、堵、老不是同时出现的。从大尺度的空间分布来看，穷、堵、老三类区域病分别主要分布于西部、东部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问题是“综合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后，经历过5次调整，每一次调整都赋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同的重点。从今年开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调新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被写入了2017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计划改规划，一字之差是有原因的，我总结了三个原因：一是体现了政府调控理念的转变；二是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先进管理方式；三是体现了政府管理的空间观念和可操作性。因为不考虑空间单元，所谓的调控也好、治理也好都是落不了地的，没有可操作性。中国区域治理的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穷和老的问题不解决，这三个目标能实现吗？所以我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要聚焦穷、堵、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分享了自己对发展经济学的认识。
（杨万东教授作报告）
第一，从劳动、商品到产业、社会。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形成了完整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劳动创造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一般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这是我们当年学习马克思《资本论》获得的认知。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价值，关注生产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但相对忽略了生产力和具体劳动这个角度。价值的抽象化、虚拟化、符号化和交易制度的复杂化，形成虚拟经济、符号经济，最极端的形式则是杠杆与复杂算法构成的衍生产品交易，通过预期套利、资金聚散、交易者情绪波动和头寸调整进行风险对冲和交易套利，从而形成了追求挣大钱、快钱和巧钱的多数是基于再分配型的“华尔街文化”。实际上，现在整个社会左右我们意识思维的是主要是“华尔街文化”，参与者寻求杠杆化、泡沫化的套利，希望一夜暴富、一战成名成功，并且追求财富的极大化，如同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无穷尽大一样。包括目前社会中出现的就业取向，比如学生选择职业特别寻求从事与金融相关行业的倾向，不愿从事实体经济部门和生产性行业，这个倾向正在远离生产性劳动和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这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展问题。
第二，发展是经济学的核心任务之一。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绩就是巨大而突出的经济发展。后发国家发展的任务是明确而直接，发展成为第一要务。与后发国家相比最好的参照就是发达国家，目标很明确，后发国家将资源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产业、技术进行学习和配置组合，就可以实现所谓的后发优势的发挥，先发国家则是中国到现在出现的情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就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以后，要设定新的发展目标，以求保持领先优势。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现在打压中国，特别是在技术上进行多方面的约束、扼制，其实就是要保持它在发展中的制高点、技术和优势和战略上的控制力。总体的发展也可能存在结构性失衡和局部发展的不足。经济中的技术和制度都是极活跃的内生变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了解的发展程度是依托于现有的技术和制度环境，技术和制度改变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就需要做出新的调整。当然，发展本身就有规模、质量、路径、程度诸多方面的维度。刚才郭老师讲了微观化，微观化的角度就是维度的问题。
第三，“十四五”时期国家发展的目标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选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确定了未来十五年的中期发展目标和未来三十年的远期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确定了很多包括经济提升的方向和路径、科技实力提升的方向和测度。很多内容应该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选题。关于科技实力，现在整体来讲乐观主义成分很重，特别是基础科技，这是科技实力提升的重点方向。再一个是综合国家提升的方向和标准。还有哪些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突破，实现的机制和路径是什么？中国科学院自己做了关于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技术属于“卡脖子”技术的研究，中国科协搞了中国被卡脖子的25项技术，实际经济的观察中可以发现在很多基本的技术方面我们是脆弱或缺少的。这些技术瓶颈制约了中国的后续发展，必须要有根本性突破。当然还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规模、机制、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模式、路径等。当然，这个规划建议中特别提出了一系列强国，即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文明中国的标准、形式、实现路径等。也就是说，这些都形成了发展的新目标。根据我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体会，包括绿色生产、对外开放、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路径、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人的发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包括产业链、科技创新、服务业等，所有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我们未来发展的任务很重，发展的目标党中央已规划得很全面很细致。作为学术期刊从业者和经济研究者，需要把这些选题细化、深化，通过问题导向性的深入研究，才能对经济研究和实践有一个真正的推动。目前大量的文章对我上面列的这些东西都在做一些尝试性的论证，但形式大于实质，很多论述过于一般化和表面化。现在看很多管理学方面的文章相对来讲操作性、实施路径的设计等方面似乎比经济学的文章更具应用价值。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经济评论》主编叶初升教授就“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双循环”作报告。
（叶初升教授作报告）
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双循环？要把这样的问题说清楚，我们有两个分析视角。一是短期视角。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经济萎缩、新冠肺炎疫情等使得外需减少，这时候就需要内需。这是短期的分析视角。二是长期视角。我们应该把双循环放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结构变迁，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大格局中来看。在长期视角中，有一种视角是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发展经济学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研究摆脱贫困、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结构变迁及其动力与路径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发展经济学是以“不发展”为逻辑起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和一般经济学不一样的地方是，发展经济学特别强调结构变迁和发展质量，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都属于结构变迁。发展经济学与普通经济学还有一点的不同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一定要落实到发展政策。
从发展经济学看“双循环”，首先可以把中国定义成一个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这样。这里面有几个含义：一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的经济质量和生活品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从个体看还是从整体看，都是这样。二是不平衡，突出表现在结构失衡，即供求结构失衡。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的失衡，最后转换到收入结构的失衡。结构失衡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改变结构失衡。三是规模巨大。过去的发展经济学都是讲小国经济，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大国经济相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规模巨大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放大了异质性。异质性的比例放大以后就会加剧结构失衡，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发展经济学看问题要联系到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我们首先看低收入阶段。在低收入阶段有很多特征，我们有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资本稀缺。产品全面短缺；结构失衡表现为刚性的；市场发育不全，而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低收入阶段的内循环就是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低收入水平的陷阱；外循环就是钱纳里所说的“双缺口模型”，即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型政策。这是适合低收入阶段。
我们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内循环是什么样？我们的改革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培植市场主体，包括农户、企业，给他们赋权，他们可以自己生产决策，还可以自由流动。二是培育市场。前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集中在生产领域和产品市场，解决了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低收入阶段的内循环问题表现在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政府对价格进行了干预和控制，压低了价格。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环境污染，影响了经济效率与结构变迁，影响了国内经济循环，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拉大，进一步导致了需求结构失衡。2008年之后发生了变化，供给与需求的内循环发生了变化。供给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等资本成本上升、资源及土地价格上升、环境治理成本上升。需求方面，需求紧缩，出口增速、投资增速、消费增速都下降了。在成本上升和需求下降的双重挤压下，企业发展遇到很大的压力。
1999年中国从低收入跨越到中低收入，2010年到了中高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内循环的发展方向是，继续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市场扭曲，构建创新型社会。因为成本提高，而需求紧缩，那么就只有通过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来促进增长了。另外，要培养中收入阶层，提升消费，改善收入结构。再就是推动城市圈发展，改善城乡结构。从空间格局来看，要密切东西产业链，改善空间结构。目前，我们的内循环是松散的，沿海深度参与外循环，但对中西部的带动作用还很小。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低收入阶段的内循环，下面再看一下低收入阶段的外循环。1949-1978年，中国是半封闭的状态。1978-2000年，中国打开国门，发达经济体急于转移资本和技术，中国正好是承接国，当时中国是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小国，所以加进去并不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失衡。1999年，中国跳出低收入陷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之后，GDP在全球的占比开始慢慢往前移。2001-2008年，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中国利用这个时机，加入WTO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09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开始萎缩，中国这个时候成功进入中高收入国家。
有一篇文章对中国各个地区参与国内外价值链参与程度做了调查分析。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外循环主要是在东部，内陆地区相对较低。1979-2016年，东中西3个地区利用外资的程度为：东部地区72%多一点，西部地区8%左右。从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循环对每个地区的带动作用不一样。如果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仅看参与外循环，按照以前的参与方式，越是参与国际循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得越大。
观察中国参与外循环的另一个视角是全球经济状况。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较为严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GDP加总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达到了40%，而其他国家GDP总和占比只有59.3%。全球经济极化现象非常严重。全球经济失衡突出体现在：一是中美贸易失衡。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贸易逆差，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顺差。二是供求失衡。欧美国家超前消费，亚洲国家积极储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开始东移，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空心化；发达经济体收入分配恶化，全球化产生的收益分配不均。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双赢，但这个双赢在各国国内的利益分布是不一样的。美国是资本获利，产业工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并没有获利，或获利有限。全球经济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使得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
从前面讲的事实可以推出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外循环的发展方向。一是中西部要纵深参与外循环，与内循环紧密嵌套、相互促进；二是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不再追求世界工厂、贸易顺差，要做世界市场；三是制度层面的开放，不仅仅是物质和要素的流动；四是发展与安全并举，这是国际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的问题。
在国际循环中，空间格局不能只局限在沿海地区，中部和西部也要深度参与国际循环。所以我们还要向西开放，形成东西协调的开放格局。过去国际国内的流动只是为世界提供产品，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为世界提供市场。为世界提供市场可以节约我们的资源，而节约出的资源可以用于结构升级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我们国家进口美国的大豆不仅仅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做出的优化利用两种资源的选择，更重要的它是可以节约我们的土地和劳动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将这些资源投入到经济结构升级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中。
中等收入阶段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改革与开放在新阶段的相互促进，是2.0版改革和2.0版开放的相互促进。这是中等收入阶段上的改革与开放。中等收入阶段的开放与第一阶段开放的方针政策不一样，这是有了一定发展基础、规模巨大经济体的开放。2.0版的改革要从产品市场拓展到要素市场。今年4月份中央相继出台了要素市场改革的方针。在国内循环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本逻辑。中央提出来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因为经济出现了结构失衡问题。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是体制在创新中变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的理解是要做体制上的创新，以制度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彦斌教授作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的报告。
（陈彦斌教授作报告）
中国经济发展过去70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结起来是四个方面的优势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作用：
一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抗疫工作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尤其是对比欧美目前仍然处在疫情之中，更是彰显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疫情期间中国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庞大的生产能力与供应链的比较优势在全球都是比较明显的。今年前10个月出口比预期要好很多，顺差也比较高，带动了生产强劲复苏，这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二是具有“中央集中+地方竞争”的独特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既有中央集中又有地方竞争的双重效率释放。
三是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也是我们的强大优势。举个例子，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8%左右，今年中国GDP大约是100万亿人民币左右。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相比全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低了20个百分点：全世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58%，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将近70%。如果中国的居民消费占比能够达到全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就可以额外再创造20万亿人民币的巨大购买力。如果这20万亿元购买力中的一半买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与劳务，那么中国制造业就前景更加光明。另外10万亿元购买力用来买欧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那么我们在全世界的谈判力就会比现在大很多。
四是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确实，美国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很发达。但是，美国的宏观调控只管短期，不管长期，更不管供给侧问题。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既管短期的经济稳定，也通过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管长期增长问题，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管供给侧的问题。当然，中国宏观调控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预期管理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大方向与大逻辑是对的。特别是在不破坏市场能力、不破坏市场精神、不破坏创新精神的前提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如果进一步发挥出它的优势的话，中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调控效率还可以大幅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认真总结以上四大优势，未来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对意义上的劣势，那就是理论劣势。70年来的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目前还没有体系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我所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重要任务就是协助教育部教材局建设中国经济学系列教材。要把过去70年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总结出来，尤其是提炼出中国特有范畴，学理化、体系化，编成经济学教材供全国广大学生使用。我把其中要点简要解释一下。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经济学理论建设中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研究成果，解决了一些困扰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要客观地看到，当前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总结还不够，理论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增强“四个自信”，必须有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学理论，必须用中国经济学理论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因此，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学应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从落后国家建设成为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提炼中国的特有范畴，形成独创性中国经济理论并且用来指导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回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不管是英国古典经济学还是美国经验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都不只是纯粹的国别概念，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与之类似，中国经济学也不是单纯的国别概念，而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历史概念，并且同样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不仅要具有中国的根据和意义，同时也应具有世界意义，从而既能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