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编辑部主任王燕梅研究员主持。
（王燕梅研究员主持）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作题为“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升级研究”的报告。
（王勇教授作报告）
产业升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观现象。就像郭熙保老师讲的，发展经济学非常关注宏观经济增长，宏观上一系列的指标在中观层面需要了解到产业和经济的结构。
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宣传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目前，中国到了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好地研究发展经济学的现象。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现有60余位全职同事，是实体机构。现在我们还牵头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联盟，目前除了北大之外，其他国内外挂牌正式成立了20家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材、学科建设正在推进，我们跟武汉大学和《经济评论》也有非常多的合作。《中国工业经济》是非常权威的期刊，现在新结构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方面，跟《中国工业经济》关注的问题非常契合，所以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活动，也非常期待有更多的合作。目前除了在和国内的很多研究机构、学术同仁合作之外，我们也有一个和全世界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型研究联盟，希望和其他国家的智库、学术机构一块儿来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转型问题、产业升级问题、经济发展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新结构经济学是结构性的尝试，除了现实问题导向之外，我们也非常关心数学方法的研究。我们关注动态结构的变化，很可能现有的大家常用的数学工具不一定适用。比如说当贝尔曼方程在上世纪70、80年系统地引入宏观经济学的时候，它替代了以原来凯恩斯学派联立方程组求解的宏观研究模式。这个数学方法对现代学术进展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也与北大的田钢院士和中科院的郭磊院士共同开展大数据、动态结构方法的一些探讨。
大家做宏观经济学，肯定很熟悉单部门的宏观模型，这是一个整体的总量生产函数。所有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实证研究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国家穷，有些国家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A，即TFP的差异。对它有两种诠释，一种是A代表技术，既然技术决定了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最大的重要因素，为什么穷国就不采纳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技术呢？产生了一系列现象，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一旦用错的时候就导致第一代结构主义的错误。发达国家有什么样的技术，发展中国家也要用相同的技术，因为这代表了技术最先进的方向。但很多时候，采取的技术不一定符合本地的禀赋结构，不一定符合本地的比较优势，所以导致了第一代的旧结构主义——进口替代。大量的赶超产生了一系列内生性的扭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思潮。第二种诠释A代表的是制度，好的制度最后体现了好的TFP，那么发展中国家落后是因为制度不够好。什么样的制度好？大家认为发达国家现代的一些制度非常好。从这样一个含义推下来，一不小心就到了第二代的主流想法，如果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就认为是扭曲甚至落后的。从新结构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如果看上去扭曲，内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或者反思新自由主义想法的时候，同样一个制度安排，看上去和发达国家不一样，但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扭曲，而是要看到它产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把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技术和制度内生变迁更加学术化、体系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研究。其中一个比较基础的逻辑起点是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机制（Ju, Lin, and Wang, 2015，以下简称JLW模型）。比如，有一些学者对新结构经济学有误解，认为就是指有为政府，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即便不谈政府的作用，仍然可以谈产业结构，谈禀赋结构，谈发展阶段。是不是有为政府并不是新结构关键的特点，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体现政府做什么才叫新结构研究。现在新结构经济学提出JLW模型。这个模型虽然不是最佳的模型，但这是我们分析的起点。在这个模型里面，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产业结构，在静态意义上要素禀赋是给定的，动态意义上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变动，驱动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比较核心的机制，就是禀赋驱动产业升级机制。对应的最相关的是经济增长里面的结构转型文献，所以现在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学术顾问委员会20个成员里面，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做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世界最顶尖的学者，还有一块是做国际贸易最顶尖的学者，还有一部分是做改革制度的最顶尖的学者。这和我们新结构关注的问题相关。有了禀赋结构到了最优产业结构，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特性，我们要看不同产业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特性不一样，所以引出最优的金融结构，新结构里面叫新结构金融学。如果不同的产业能源的需求度，污染的密度上有异质性，有些产业就是重污染，有些是轻污染，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会研发出从新结构视角下看环境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
从政策的视角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我们引用西方的一些主流经济学教材帮助我们分析中国改革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或者是理想状态作为参照系，反思发展中国家和它的区别是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发达国家有最新的技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赶紧研究和它相关的技术；他们有最好的教育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最好有和他们相同的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制度，我们的制度不一样，说明我们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和他们一样的制度，我们都是以缺什么补什么的心态来做事情。所以一不小心导致要么开始技术赶超，大炼钢铁，这是第一代的旧的结构主义，要么就是制度赶超。如果很多政策制度和发达国家一样才表示先进的话，就没有考虑我们自己的发展阶段。新结构经济学整体的学术思路和政策改革的思路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出发点先看自己有什么，有什么是我们的禀赋，根据自己有什么再看什么东西是符合潜在的比较优势，怎么样把这个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真正转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这就涉及到关于产业政策和有为政府的很多讨论。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
我们对于产业的分析非常重视，我们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即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不论是国内、国际政策咨询，一定是用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来划分，从禀赋结构和五大类产业划分。强调禀赋结构，并不只是原来意义上的比较狭义的要素禀赋，同时还包括了自然禀赋、制度禀赋。我们应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我们关心禀赋结构是因为我们关心在这样一个给定的条件下联合了技术条件，决定了哪些产业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
要变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中间还差交易费用。因为禀赋结构通过有效市场转化成要素价格，根据企业的技术，决定了成本价，但是这个成本价并不意味着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因为要有竞争力需要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比较低，这两个价格的差异就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硬件设施和软件制度安排，这就是有为政府需要发挥的作用。现在我们谈制度改革的时候，新结构经济学想做的事情是以产业升级作为抓手来谈制度的改革，而不是泛泛谈改革。当涉及具体产业时，面对的约束和瓶颈就非常具体，哪些制度需要修改，哪些约束需要解除。从这个角度来讲，怎么样根据已有的条件把它做好。我们不可能一步做到全局优化，弄了经济特区、园区，逐渐做好以后再放大。我们对于很多改革思路不是搞缺什么补什么的做法，而是根据自己有什么、在这个能力里面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带动要素禀赋的升级，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些基本概念都是在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视角里，非常重视制度。
怎么样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研究？其中一个聚集点就是产业结构。到底怎么样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综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核心思路，是与产业结构相关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如果考虑宏观经济增长，我们研究的是多产业、多部门的宏观模型。首先关注的是对我们关心的问题不同的产业到底在哪些维度上具有异质性。再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禀赋结构和技术条件讨论了给定这些条件，决定对应的这个发展阶段最合适的产业结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产业在某些维度上的异质性不同，最佳构成是适合当时发展阶段的条件。现实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为这个就给我们空间讨论在给定这个阶段有为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克服市场失灵，使得经济的结构能够优化，经济的绩效能够最好。这是我们在考虑一系列和产业升级相关研究的总体思路。比如，我们考虑不同产业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异质性，这就是JLW模型，不同产业最大的异质性有些是劳动密集，有些是资本密集。在要素密集方面的异质性，也可以考虑把人力资本引入，有些产业需要高技能劳动，有些产业需要低技能劳动。或者有些产业在污染的程度和能耗上有异质性，有些产业是高能耗，有些是低能耗，有些产业污染比较多，有些产业污染比较少。我们就要考虑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对环境保护、能源需求是怎么样的影响。这个过程中我们考虑长期汇率的问题，开放的时候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不同的产业在投入产出表上的位置不一样，有些是上游产业，有些是下游产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不一样，或者是收入需求弹性不一样，有的是奢侈品，有的是必需品。这在我们分析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关系的时候非常重要。有些产业技术进步比较好，有些产业技术进步比较慢，这就会导致资源会进行重新配置，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一样，或者说不同产业对我们关心的某种制度或者某种政策的敏感性不一样。有些商业活动是非常依赖于大家要交易的合同密度，这也是一种异质性。还有空间位置上的异质性，有些产业和空间的结构问题、自然结构问题有关系。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其中有一类是战略性产业，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关于那个产业我们有大量的论述，那类产业即便不符合要素的比较优势我们也要发展，这是一个特殊。其他的四类产业，追赶型、领先型、换道超车型等都有另外的特点，我们要符合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我们有一系列严格的定义。
不同发展阶段差异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就涉及我们怎么样做模型，比如说不同发展阶段显然要素禀赋结构有差异，无论是可见的资本或人力资本，或者是和国际世界技术的差距、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出生率、性别比重，有些产业比较倾向于雇佣妇女，比如说餐饮业、服务业，有些产业可能倾向于雇佣男性，比如说采矿业，这些会随着时间条件变化而变化。这些禀赋结构也会影响产业的构成。因为对不同产品和服务上的收入弹性不一样，所以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产业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另外就是国内与国际市场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我们在刻画不同发展阶段差异性的时候，有很多大家想得到的一些维度，结合这些维度，结合它的结构来看发展。这是总体的想法。
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怎么样把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结合到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结合不同的问题把它说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关于产业升级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有非常微观的视角，从企业层面、从产品的生产环节层面都可以去研究，产业升级怎么样跟宏观绩效发生联系等等，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非常核心的领域，相信也跟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关注的很多问题是高度一致的，非常期待能够和在座的各位同仁一块儿去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研究员谈了自己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思考。
（金成武研究员作报告）
今天的论坛有两个关键词：前沿与学术热点。我的理解，前沿一般不太热点，前沿研究是在拓荒，一般是关注多数人不太关注的地方，而热点是多数人关注的地方。怎么把前沿和热点统一起来？可能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追求，即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努力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今天我主要跟大家交流一些我对理论思考的向往，期盼中国的经济学界能在这方面做出越来越多、越来越新、越来越重的理论成果。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科学理论分析，一般是从一些基本概念及基本命题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表达大量可观测、可检验现象的其他命题。通过这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我们把大量现象置于一个体系内。那我们就从“发展经济学”本身含义去探讨，看能不能发现它跟现在一些热词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有发展经济学？以前叫经济学，二战以后逐渐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一定是出现了某种情况。大量独立国家出现，谋求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分更为人们所注意。而这两个概念本身说明了两者的差距。如果单看某个发展中国家，而不去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比，它自己也会有一个发展历程，这么看有必要讨论发展经济学吗？不一定，往往是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体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发展差距，所以我们期待通过理论上或政策上的思考，说明发展中国家怎么尽快地追上至少是接近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从而，发展经济学其实可以理解成赶超经济学。如果理论结果不能说明一个经济体怎么样能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增长速度，发展经济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像前面说的，孤立地看一个经济体，即使它发展到某年某月，其生产生活水平可能已经比其历史上某个阶段强多了，但是如果跟同时代的其他发达国家比还差很多，这时你仍然不能说它是发达的，因为发达与落后总是相对而言的。每个经济体自己都在发展，都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但同一时期各经济体之间总存在相互对照。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多年里，世界上各经济体之间的对比与互动关系一直在变化。真要从理论上做一个整体的分析的话，我们估计不能孤立地从某一个经济体去发现发展的一般性，而只能从各个经济体间横向关系的纵向演变中找到某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特征。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发展问题讨论的全球视角”。只要形成这种全球视角，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个热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其实表达的是，各经济体之间的横向对比与互动关系是一直在变化的，而当前我们要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当前的这些关系是怎样的。简言之，发展经济学本义就包含诸经济体的纵比和横比的关系，我们从这样的本义可以得出许多相关认识。
关于理论的发展：争论与融合。
我们梳理发展经济学各理论时，可能感觉很庞杂而零散，感觉某一套理论似乎只针对某个特定经济体的特定时期。这样，也就会感觉很多理论甚至几乎是截然相反的。我的理解是，如果发展经济学的本义包含了各经济体在发展中的对比与互动关系，就可以考虑把已有各种理论在争论中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也是前面说的从全球角度看某个经济体未来怎么发展。这样也就是，必须去观察历史上全球各经济体是怎么发展的，尤其是它们在发展中是如何互动的。
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中国学者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内在的东西及与外部的关系。未来有关中国发展的理论融合离不开三方面基本的观察与分析：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部关系；二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他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三是全球他国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这三方面也对应了内外循环及其相互关系。我们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要分析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各自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具体的反馈链网。
内外循环及相互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针对特定经济体去分析其经济发展的内因与外因。各经济体的内因与外因统一并表现于全球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也对应前述反馈链网。你的产业结构变化了，别人的也变化了，其中的反馈链网也就可能变化。
综上，我个人的理解是，恰从发展经济学的本义说，未来融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应该是长历史阶段、多经济体的系统性表述，它比以往各理论具有更多的维度。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具体到某一个经济体来分析时，不能孤立地分析该经济体，而必须结合全球各经济体即时的发展阶段与它们即时的互动关系。未来融合的理论中的某个局部时空的极限情形可能对应以往的某种特殊理论。理论融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前沿性的工作，而它也能包容诸多热点关键词。
最后，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去解读当前的热点关键词的话，我们在现阶段强调内外循环及其相互关系，是因为我们要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讨论它们，而这种讨论服务于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目标。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这些热点关键词是统一在一起的。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院长张学勇教授作报告。
（张学勇教授作报告）
我是金融学科，主要研究微观金融，所以和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有所不同，我关注资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如今我们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或者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套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话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在这段时间深刻调整”，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东升西降”，其实说的就是东西力量深刻的对比。这种对比引发的各类事件其实是对各个国家的经济、企业运营、金融市场都导致了深刻的变化。可以看到，关注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个人理解是远高于关注其他因素。我们学者更喜欢关注其他因素推动资产价格提升的因素，我更关注的是导致资产价格暴跌的因素是哪些，地缘政治风险是我最近关注的比较重要的因素。我跟学生一起做了全球所有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的指数，也是通过全球的一个新闻数据库构建的指数。中国目前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体系里面处于节点的位置，或者说核心的地位。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包括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受到影响，对金融市场来讲就是股票市场或者说期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包括汇率，所有研究发现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会带来汇率的贬值。而且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没有政治风险的时候，全球的股市年回报率有3.6%的溢价。从金融学科看，过去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受到重视。
如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面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里面的原话，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一直做VC方面的研究，无论是提升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和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主体是国家政府和企业，从金融的角度背后都需要资本。
最近比较热点的问题，一个是蚂蚁金服IPO暂停。第二个是合肥市市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的行为导致合肥过去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城市，现在在国家半导体芯片这个行业里非常领先，这很意外。最近合肥市政府投资蔚来汽车，吸引了大众新能源板块都上来了。这使得我有很多思考。从蚂蚁金服和国内创新企业快速成长过程中可以发现，完全由市场主导的资本力量的推动并不一定达到我们所预想的技术升级的目的，比如说我们期待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不是有社会资本推动就能够实现呢？并不一定，而是需要监管和引导。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资本推动了很多泡沫甚至浪费，包括很多互联网企业是在烧钱，这种烧钱式的投资在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创业者、资本拥有者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并没有带来国家科技力量的支撑。对比美国的硅谷，他们的风险资本在美国推动了亚马逊、苹果、马斯克的公司，中国的风险资本在这20年也缔造了优秀的企业，但是更多的是在商业模式上创新的企业，获得了巨额的基于市场规模的高估值，获得了财富的增值，但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立还没有期待的贡献度。
如何引导研究资本对战略科技的真实有效推动，在监管的体系下形成良性的循环，而不是助推一个又一个泡沫，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我提出了城市风险投资，其实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想做风险投资，一个地方政府做风险投资有它的优势，政府有信用、有能调动的资源、有可持续的投入。当然政府做风险投资也有不足。所以城市风险投资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中国各级政府在吸引一轮又一轮的全国上下都非常看重的高科技投资。在这样巨大的浪潮中，怎么样引导资本有序投入，尤其是投入更加长期的、有战略性支撑的是科技力量，塑造出战略性科技力量的企业，这是政府在投资过程中需要去学习，以及塑造的一种能力。可以看到像合肥这样成功的政府投资行为并不多。这个过程中如何去研究政府的风险投资？大家说合肥是最牛的风投。政府风险投资中的模式、规律，以及投资可研究的一般性的理论，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需要肩负的使命。
我的发言主要是基于东升西降的背景阐述了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也只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一起来探讨和研究。在东升西降的过程中，支撑的是科技力量，我们需要在科技力量中正确引导资本投资，以及正确引导政府行为的风险投资，这样可以塑造我们国家战略科技支撑力量，这也是我们的重要战略目标，使得我们的东升西降更加扎实，学者的研究也可以更紧密地跟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
新华文摘杂志社李朱副编审作报告。
（李朱副编审作报告）
我讲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杂志社专栏编辑怎么样看稿子，看稿子过程中需要提醒学者注意什么问题；二是怎么样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文件精神的问题；三是涉及十九届五中全会选题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选稿子呢？新华文摘杂志社每年订购了1500多种报刊，我每天大概翻阅100多种报纸杂志。翻阅的过程中，大家的选题就特别重要，因为在杂志来的时候我一般先看目录中的标题，那个标题特别关键。然后，我们看摘要、引言、框架、结论等，尤其建议诸位把结论部分一定要增加到五六百字以上，这样方便我们做出四百余字的论点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想用那个文章，但是不便于刊登全文而只有摘编论点，所以建议各位学者要注意结论部分。
这里需要提醒学者严谨地查找与引用文件文献。建议一：从标准的文件文献里面找。比如说找人民日报当天的报纸刊发的文件全文，而这一个文件也会在人民日报当天的官网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可以作为参考文献。除此以外的其他网址链接不建议作为参考文献。再比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他们编的《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或者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这样的书可以作为标准文件文献。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在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文献著作。再比如，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如果找最新的政策文件要从中国政府网这样的标准官方网站去找文件原文。这是第一步，找到文件文献的原始出处。除了这些，你不要随便从网上找文件文献作为参考文献，有很多人用百度文库或者是用某一个不知名的网站，随随便便地用一个网址链接作为参考文献是不妥当的。
第二步是关于文件文献引用的问题。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核实文件文献的名称、内容等，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政府工作报告》。每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尽量吸收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修改意见、建议等，最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和直播的文字实录就有一定的差异；那么，严格来说，我们在引用和核实校对相关文稿的时候，就应该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经修改定稿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为标准版本，而不能以直播文字版本为准。
说到这次五中全会的辅导读本，就涉及新发展格局怎么看的问题等。怎么学五中全会精神呢？先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总书记的说明只有几千字；接着要看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这个建议稿，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全文是2万多字。一定要看总书记几千字的说明，里面提及五大关系，第一是继承和创新，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第三是开放和自主，第四是发展和安全，第五是战略和战术。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因为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的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问题是单独用一个章节写的。
要深刻理解五大关系，建议把《论十二大关系》结合起来看；而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议把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结合起来看。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的这15个部分，分为3大板块，前面第1和第2部分是第一大板块，中间是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组织的，包括第3-14部分，最后的第15部分和结束语，是第三大板块。中间的12个部分体现的是新发展理念的内涵，这就要看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那个辅导读本会对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做完整的论述。
再来看总书记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到，“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现在新发展格局也是一样的境地，很多人滥用了新发展格局的概念，而对于新发展格局的准确内涵并没有完整的把握。所以一定要看辅导读本，刘鹤副总理写的辅导文章中，专门谈及了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最后提几个选题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去年写的那篇《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文章中就提到了实体经济的问题，这其实还涉及防止过度去工业化的问题。涉及"脱实向虚"和"脱虚向实"的研究，就是很重要的选题。关于制造业发展的问题很重要。再比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
在我看来，在明年的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关于“十四五”规划的研究一定要读辅导读本，这里面有大量的选题。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拉，我们就会发现2018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就提出“你敞开说，此处无禁忌。”12月份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到，“包括智库在内的研究机构也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拿出对国家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什么？现在很多研究是脱离实际的，没有理论联系实际，没有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风。现在我们要讲实事求是，不管做什么，都不要过度拔高，也不要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学术方面也是一样的。在座的很多学者和在线的很多作者一定要严谨地查找、引用文件文献尤其是标准的文件文献，包括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原文等。最近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对新发展格局等作出一些新的论述，你们要仔细看，里面会有很多很好的内容，而这些就是选题方向。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工作过程中看到的一些问题、体会的一些心得，希望对各位师友、期刊同仁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