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主任李钢研究员主持。
（李钢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王振霞副研究员作报告。
（王振霞副研究员作报告）
今年八九月份我组织财贸经济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做了一个事情。现在疫情对全球各个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影响都非常大的一个重要事件，我们把国内外已经刊发过的关于疫情的文章梳理一遍，看一看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以及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趋势。我们做了一个发展情况的梳理，对全球来讲是影响到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选题，题目为“突发事件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影响与应对”。
（一）突发事件对经济金融系统影响的研究进展。最早我们做了文献的梳理，从今年年初到八九月份，所有国内外的期刊和智库成果对新冠疫情对金融系统影响的研究关注了哪些主题，我们进行了分析。最早大家倾向于分析这个事件对于国内和国际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基本上都是预测分析，慢慢地随着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开始有国内外文章关注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金融市场的传导和影响，以及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因为全世界各地受到疫情影响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开始关注到贸易和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以及关注到消费和投资，对就业、对中小企业、特殊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农业、能源行业、旅游行业的影响，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结构的影响。最早我们开始研究这些选题。选取的方法分为三类：最早的研究是事件回顾，开始做横纵向的对比研究，我自己也写过新冠肺炎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西班牙大流感，同样类型的事件，比如是埃博拉事件的对比分析、统计分析。这类研究的缺陷在于无论是非典还是埃博拉，爆发的时间点和影响的范围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比较的。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更是这样的，这就面临一个变化，对比分析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告诉我们可能在哪些途径会产生影响，但是并不能告诉我们影响的异同之处和影响机制到底有什么不同。后来随着的演进开始有数据了，有学者开始做规范的研究，比如说采用DSGE的模型或者是投入产出的方法，把新冠疫情作为一个负面冲击来分析它对各个环节和系统的影响。这类问题看起来比横纵向对比分析科学一些，但是问题在于受方法本身的局限，它对于现实的模拟也并不那么让人觉得满意。DSGE模型本身有它的局限性，投入产出的分析看起来比较适合，我们自己也曾经尝试过，但是也发现这个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学者采用时间分析的方法、窗口分析的方法，都比较适合用于局部分析，所以局限性也比较明显。我跟编辑部同事说我们以研究为目的自己做一下，我和编辑部的同事开始考虑，我们能不能研究在贸易中断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中断对国内粮食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用投入产出法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在“六稳”“六保”提出的时候，把粮食和能源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在想是不是研究一下能源市场、粮食市场这两大大宗商品市场有没有联动关系。能源价格的变化对国际农产品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联动影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得出了一些非常符合知觉的结论，但是总体来讲，现有的方法和思路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关键的细节和数据并不掌握，所以无法真实模拟贸易中断、物流中断的影响。（2）低估贸易中断可能产生的影响。（3）不同市场之间溢出影响的途径和机制的问题。复杂的机制和之间的传导机制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有关的研究结论很难作为未来制定政策的依据。
我们讨论了一下，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比较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如果研究这个问题，可能首先需要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系统和全球，无论是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到底对传统理论和分析框架颠覆性的影响？还是在传统分析框架下的延伸？是传统的框架和理论某一个前提假设发生了变化，还是它对整个分析框架都要提出一个颠覆性的影响？原来我们考虑增长的问题，或者从供给侧出发，或者是从需求侧出发，现在由于这个事件的产生，供给和需求同时出问题了。国际粮农组织也说，并不是没有粮食，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运出去。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分析这个问题？新的全球治理结构，不同制度之间的变化都是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作为支撑。我们要分析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理论创新？如果说在理论上大家用传统分析框架的情况下，应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也是一个难点。我们尝试过几次分析冲击的影响，发现它对现实的还原程度比较差。
第二个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难点研究到底是什么？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金融影响的文献非常多，而且开始非常早，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好研究呢？就因为没有特别具体的爆发时间，除非这件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们再考虑对前后的影响，因为特别明确的爆发时间，所以相应的影响途径、渠道、分析工具都非常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早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并没有采取政策的干预，一方面由于长时间国际公共卫生系统的进步，大家对疫情干预有了盲目的自信，另外有一些政府需要等待更多的数据，现在疫情在全球大规模爆发的趋势，而且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现在是不是有足够的数据进行判断？过去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供判断的依据，我们也不清楚。
第三个问题，突发公共卫生实践会长期地改变什么？很多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逆全球化、中美贸易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疫情导致的，而是在疫情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趋势，只是疫情加剧了它，所以在分析的时候就很难定义是疫情导致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是真正由于疫情的影响，比如说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公共服务体系到底怎么样构建，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就是要求远程，技术、信息交换的特征非常符合当前的交流交换方式，有一些事件并不是疫情导致的，有一些疫情真的是。我们怎么甄别它？这是一个难点。
（二）未来研究需关注的问题。今后如果大家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内外经济金融系统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怎么构建在供给侧、需求侧共同受影响的情况下，经济金融系统运行规则的变化。（2）信心的作用。信心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的作用，比如说疫情有效控制之后，供给和需求侧如何迅速恢复，对于一些永久性的影响，对航空业、服务业会产生永久性的影响。（3）由于公共卫生事件全球价值链有局部断裂的可能性，跨国公司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布局，甚至一国之内的贸易也可能会发生中断，国内和国际的边界效益会更加明显，这是大家可以关注的问题。（4）政府在疫情恢复中的作用。原来我们认为政府更多地应该承担的是投入资金、提供一些利率或者资助，从新冠疫情的影响来看，政府协助建立社会信任是更加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协助我们建立社会信任。在疫情期间，口罩特别短缺，到底是生病的人戴还是不生病的人戴，这是社会信任的问题。这种社会信任的建立一定需要政府的作用，而往往这种作用比直接投入资源帮助经济效果会更好。（5）这次疫情爆发出来的中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工作丢失、收入减少，缺乏相应的资助手段。（6）数字鸿沟问题，并不仅仅使一部分人被排除在普惠金融之外，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永久排除在了基本公共服务之外。（7）以前很多疫情，包括非典、埃博拉病毒主要发生在非经济重要性国家，或者是局部分析。这次疫情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重要型国家，两国之间贸易的变化对第三国形成的正向和负向的溢出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的点。（8）疫情本身没有积极作用，但是疫情的防控和治理确实有积极作用，比如说技术的进步。像网课、远程会议正向意义的指出不亚于高铁高铁的影响，包括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数字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进展等，都是暴露出的积极影响。
（三）对突发事件影响的应对。常规政策的加强版，像财税政策更加宽松，临时性的政策比如说北京的消费券，生活补贴和无限量化宽松等等。这次疫情的影响的并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借鉴，之前我们倾向于找国际经验的借鉴，但是这次中国的应对成为世界上学习的对象，客观上缺乏了我们对其他国家经验借鉴的方式。我们需要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概念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毛日昇研究员作报告。
（毛日昇研究员作报告）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看稿子的感受。发展经济学这个体系特别庞大，因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我们又是做世界经济、做开放经济、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下面主要围绕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学谈五点感受。
（一）双循环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双循环，之前中央已经强调了，双循环不是重点强调内循环，双循环本质上是强调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什么叫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要建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双循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新，中国对外贸易这么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的增长，除了与中国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比较廉价之外，劳动力要素比较廉价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市场比较规范，它的信用程度更高，它的法治程度更高，所以市场成熟度要比国内市场成熟的早得多。所以一旦我们走向开放的时候，大量的企业涌向了出口市场，这就造成了有些企业并不是不想在国内做生意，在国内做生意的交易成本比较高，所以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已经很早就提出来了。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以后，这个问题更加凸显，我们也在反思为什么长期以来大量地出口产品，价格低，带来了很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收益又非常低，主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从这个角度来说，双循环更突出的是完善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就是打破市场分割。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担心逆全球化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和以后中美之间关系的问题，我倒是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从中国来讲，目前很多人担心疫情爆发以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外资撤出，或者产业链断裂的问题、供应链安全的问题，但是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发现并没有这种趋势，中国吸引外资的速度从结构和规模来看不仅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优化了，本身它的优势还是很突出的。现在如果我们能把国内的市场制度建设得更完善一些，那我们的优势会更突出。一方面外资的进入没有减缓，而且加速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增长得又特别快，这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把大量的原本不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禀赋变化的转移到了海外。
最近，不仅加入了RCEP，总书记讲话也特别强调了，不仅要签订RCEP，而且要积极加入CPTPP，因为加入这个协议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把国内改不动的改革用国际规则来改革，这对我们建立统一的市场，更加和国际接轨是特别好的机遇。所以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力度会空前的强大，不是要光强调国内市场，国内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制度，把市场做成统一的市场，而不是分割的。
（二）发展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的问题。经济发展到现在，从粗放型转到质量效益型，转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个根本的驱动力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追求的是从传统的要素投入转向追求TFP的增长，从经济增长的长期看，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人的发展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理解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外开放更重要，因为对外开放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重要，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建议要加强一下。因为对外开放首先会带来大量的知识外溢，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导致了人员的重新配置，所以第二方面主要是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问题。这是当前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看，对外开放本身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为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沿海地区了，这本身是对资源有效的配置，也从HOS理论中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扩大内需的主要问题是收入还是低，之前有学者说几亿人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这确实是现实情况。所以未来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需要关注。美国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与国内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收入极化的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跟很多国家有不一样的特点，中国有很庞大的国有企业，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从现在来讲，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对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没有在WTO条款中专门予以澄清，只是对国际贸易公司予以了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怎么参与国际竞争，也就是怎么参与平等竞争，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也是国际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底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特例还是具有一般性，这种经验值不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问题。
（五）“一带一路”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问题。刚才很多专家强调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很多落后地区不是说不想发展，不是说不想开放，他们是没有办法，不具备东部地区的禀赋优势，或者说地理位置优势。怎么发展呢？“一带一路”的结构变化非常快，贸易增长模式和传统也不太一样，所以对于解决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因为它还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中，这是中国提出的独有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未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包括对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是我觉得可能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管理世界杂志社李逸飞助理研究员作报告。
（李逸飞助理研究员作报告）
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各位老师谈到了发展经济学，我学习后受益很多。我有一个感受，我们在研究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可以横向比较，国别之间可以比较；另一方面可以进行纵向比较，即从历史的视角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貌。比如：中国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不同阶段的目标和具体结构变迁的路径有所差异。假如从长时段的历史阶段回顾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很多当前我们认为改革滞后的制度性因素可能离最优发展路径是有差距的，或者说现在来看过去的制度可能存在一定不足，当然也成为目前我们讨论公共政策的热点话题，但放在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合适的。因此，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问题或许更加能够描绘、归纳出一条适合的发展路径和改革的体系性框架。
另外，发展的问题往往伴随着增长的问题。那么，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又有什么联系和差异？发展问题一般我们都是讲基于增长的几个重要增长因素，比如说资本、劳动、制度、土地等等，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此我们有了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发展要素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发展，如何赶超。
所以，很多时候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需要改革的问题，也往往决定了下一阶段的发展空间和增长空间。看待发展问题，应该是从历史的线条去看待的，既有国别之间的比较，也有从单一国家整个长时段的发展阶段来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研究发展经济学问题的一个大环境是发展环境，也就是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另外，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是是我们要很明确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体制是什么样的，我们真正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以这个为导向去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可能更加适合中国的很多研究命题。
发展的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不同时段发展路径的内在衔接，或者说中短期的发展目标如何更加靠近那个最优的曲线，短期的发展轨迹往往决定了从长期来看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长期发展目标。很多在短期的发展目标体现出不同类型公共政策的制定，比如说五年规划的重点在不同阶段是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放在一个长期发展视野去看待和讨论。
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中国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尤其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虽然世界上都存在二元结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二元体制性问题，我们依然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人户分离还大量存在，还有5.6亿的农村人口。这个数字体现出我们跟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尤其是外贸快速发展时候的城市化又有了不同的变化。我们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在提升，虽然说红利在下降，我们是不是可以探讨未来在新的发展格局下，通过哪些制度的改革更多的释放新一轮的红利。我把它称之为，我们依然存在新一轮的劳动力红利，只不过这个劳动力的群体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当然，必须承认的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们的剩余劳动力实质性储备与过去也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未来城市化的空间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重点。
我学习了各位专家今天下午精彩的分享，有三个初步的思考：
（1）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的制度性优势，比如说这次突发事件的应对。在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在价值链中，很有可能在长时段存在低端锁定的风险。很多发展目标很明确，我们也知道需要大量的投入成本，甚至是长时间的亏损性成本。对于这种基础性的创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功能协调是否是需要再思考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这样一些很基础性的创新，比如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种平台性、基础性的创新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会推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甚至推动市场中新的商业创新模式出现，甚至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发展。在认识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国有企业的功能以及哪种类型的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分工的，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绕不开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典的命题。现在已经迈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最明显的体现是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以前我们更多地讲各个板块之间的发展协调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的经典命题。现在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在空间范围内再配置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比如城市规模很大的城市其内部收入差距的问题开始凸显，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随着市场化程度在提升，产业多样化在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收益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这是比较正常的，而且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高科技领域和高技能的劳动力群体当中，这种劳动性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另一种是新二元格局问题，这种现象带来的收入差距就涉及到制度性因素，以及公共政策服务是否改革到位，这种分配是机会问题。那么当前存在的类似问题，如果我们加快这方面的改革，是不是也能够释放新一轮的发展红利？也是可以思考的问题。
（3）近年来我们发展中面临的财富分化问题也在很多发达地区体现出来，这也是未来我们在研究发展经济学中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研究发展问题都是离不开地理因素，经济发展也是在地理空间上活动，中国恰恰在这方面更有特色，因为很多的制度设计离不开地理性的差异。所以研究一些很特殊的问题，在某些地方是凸显的，在某些地方还没有达到。在我们研究国内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很多地区发展阶段已经进入了中上等收入阶段，这个时候是发展问题还是增长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某些地区依然处于追赶的阶段，这个时候更多的就是发展问题。
研究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第一个维度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个维度去考虑；第二是国内国情相符的时候，不同地区之间所处的发展阶段，甚至核心是发展问题，还是增长问题是需要再考虑的；第三，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在就业、GDP中的占比都在明显地提升，这个时候很多理论就无法解释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因为快速工业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产业转移，因为工业产品贸易性程度非常高。为什么出现了东南沿海是发达地区？因为当时的港口经济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发达地区服务业占比很大，甚至未来很多地区大量的服务业占比会增加，当然有很多服务业贸易，但是总体来讲比工业化的时候，它的发展更依赖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而且对这个地方的民生更为重要，甚至对消费更为重要。所以在服务业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考虑整个中国板块，以及从地理维度去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那么整体发展的协调思路就需要突破一下。我们在做大蛋糕的时候，当蛋糕不好分的时候，就需要生产要素去流动，假如蛋糕好分的时候可以考虑进行产业转移。这种思路可能需要有一些突破性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江飞涛副研究员作报告。
（江飞涛副研究员作报告）
我研究的视角非常窄，集中在产业政策和产能过剩这两个领域。现在做产业政策的文章特别多，但是在研究产业政策过程中有两样东西是政策研究中会忽略的，一个是产业政策是怎样制定的，第二产业政策到底是怎么样实施和执行的，只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后续围绕产业政策做实证研究的时候才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变量作为政策的应变量。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数据上扒，比如讲补贴，讲税收优惠，其实还有很多其它政策工具，比如说去产能政策里面就会有比较严格的对于产能投资的控制，对于企业生产的制约，对强制性产能的退出。这些政策的研究都会对产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目前来讲，我们的研究大部分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最早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可以了解到，有些文献认为产业政策是起作用了，还有一部分产业政策没有起到作用。
为什么有些国家就会制定比较有效的政策，有些国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效果相对比较差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产业政策是各国都会有实施，只不过实施的内容和类型不一样，我们更好地要考虑是不是要实行产业政策转向实施怎么样的产业政策，怎么样制定和执行这些产业政策？从经济学理论文献来看，这部分很少涉及，从公共政策或者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有一些研究可以借鉴。
中国长期实施干预性的政策，而且目前政策效果越来越差。但是政策部门一直会延续这样的政策，这就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制定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为什么会延续这样的风格？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怎么样调整？
目前面临产业政策的制定，一提到政府失灵，首先面临信息问题和利益俘获的问题，利益俘获的问题包括产业政策的制定者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制定不合适的产业政策。最早的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并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使产业政策这个词儿得到了很大的响应，而最早是从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比如说最早关于它的发展性国家理论，这里面提出的各种嵌入自主性，认为东亚国家嵌入自主性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实所谓的嵌入性是说政策的制定部门和企业之间有严密的相互交流，所以能解决信息问题，自主性是经济官僚体系廉洁奉公，又非常专业，所以不会脱离公共的利益去追求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从现实来看，这个理论过度把东亚现象进行了渲染。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专业和精英的特性既不能避免经济官僚被利益集团俘获，也不能避免经济官僚寻求扩张本部门利益。比如说60年代的时候通产省试图制定《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通产省就跟我们之前的发改委一样，特别有权利，但是这个法案在国会进行了三次表决都没有通过，成为一个废案。
其实嵌入自主性只是说产业政策要克服信息问题和被利益俘获的问题，只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其实这些方面并不是最重要的。发展型国家和嵌入自主性理论忽视了东亚国家成功背后许多重要要素，比如说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与组织机制，是其中一项被忽视了的、尤为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小宫隆太郎的书里面有提到，在日本的产业政策里面审议会制度和国会进行决策的制度安排避免了行政体系制定过于离谱的产业政策，比如说《特政法》，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日本是通过行政体系制定政策，其实在欧美体系里面是通过国会的政策体系制定政策，行政体系最主要是执行政策。日本这样一种政策安排其实是为了防止行政体系制定政策有问题的时候，能够起到比较重要的“制动器”的作用。
日本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比较关键点是审议会制度和国会审批制度。审议会制度虽然由通产省决定审议会成员的构成，但是通产省操纵审议会的时候，制定有利于它的政策的时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会审批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大的阻碍。《特政法》制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审议会基本上是从省厅里面退休的官员所组成的，所以《特政法》制定的时候在审议会很容易被通过，连续三次都被通过了，但是最后因为它不符合日本经济团体和日本企业的利益，所以这个过程中被国会狙击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比较离谱的政策会被狙击掉。这里面很多政策都是由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被狙击掉了，所以在审议会里面必须要有比较多的来自企业，来自学界，来自消费者协会来共同构成审议会。经过了审议会比较详尽的讨论，取得相对比较一致的意见，才能够通过通产省的大臣和总理交到国会审批，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产业政策制定的质量。
目前有大野健一、陈玲邓老师对产业政策制定的研究，但是相对比较少。目前主要是用IAD框架来分析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但是这个框架对于中国应用这个政策会比较大的麻烦，整个理论框架是针对西方代议制体制下，再一方面中国的参与主体和行为方式是迥然异于西方国家。另外，它的制定机制和制度安排迥然异于西方国家，与目前的日韩国家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与一般的公共政策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所以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到中国具体的产业政策的制定特殊性。我们的产业政策最主要是发生在行政部门的内部，其实很少涉及到人大立法的程序。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公共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所谓的行动舞台表示整个制度基础，政策舞台是由哪些政策部门参与政策制定中，内部的流程和法规是怎么样的，政策的制定程序是什么样的，哪些政策的参与者能够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相互作用模式下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政策结果。
中国是怎么样制定产业政策的？中国的行政体系是制定产业政策的组织基础和制度框架，行政组织体系规定了各个部门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力分配和职能分工，从而限定了产业政策在哪些政府部门作出、经由何种规则、最后以何种方式发布和执行产业政策。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制定部门包括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商务部等。政策舞台除了部委还包括决策咨询机构和行业协会。国务院是最高层次的行政组织，重要或全局性的产业政策由国务院协调、审议、批准和发布，国务院主要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批准产业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的时候不是委员会制，是由总理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拍板决策，部委扮演着重要的组织者、起草者的角色，扮演着审议者、批准者、发布者的角色。参与的重要部门包括财政部、国资委、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这个过程中，一般跨部门政策的制定会有牵头部门，一般会由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承担。涉及到多部委产业政策的制定的时候需要通过会签来达成一致，达成一致以后才能往下走。包括有决策咨询机构，包括有国务院下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工程院和中科院，包括各部委的研究机构、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一般的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政策的预研、咨询、研讨、提供政策建议。包括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主要是官方背景比较强，会有比较强的影响度和参与度。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包括政策启动、政策起草、评议和修订，包括审议和批准。这种产业政策制定模式存在一定的不足。
如何改进？我们认为有以下四方面：（1）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执行的分开。（2）建立审议会制度。（3）通过审议会制度可以为不同政策方案的竞争与辩论提供舞台，便于更好的产业政策方案脱颖而出。（4）整个审议过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下一步是政策的执行，这块儿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如果不知道怎么执行的话，对于做产业政策的实证性论文会是比较大的缺失。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张其仔研究员作总结发言。他表示，首先非常感谢参会嘉宾。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对中国发展经济学思想70年做了梳理，但是在梳理过程中出现了疑问，到底什么是发展经济学，要把什么思想进行梳理？梳理完，这本书出来之后看到了日本学者写了一本书《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作为方法的中国，日本讲作为方法的中国是觉得研究中国要站在中国的立场；第二种是作为目的的中国，就是研究中国的时候是为日本服务的。我受到了很大启发。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也是两派。第一派是作为目的的中国，研究中国的事情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今天所有的学者大体上属于这一派，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另一派是作为方法的中国，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中国服务，而是为证明西方的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理论服务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这个流派，如果说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我自己认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阶段。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以前我们讨论过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讨论过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循环，今天的中国进入到了一个以内需驱动的双循环的阶段，这在发展经济学里面真没有这么一回事儿。仔细想一想，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大家研究的都是西方技术的溢出，通过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在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内需驱动，内需驱动跟进口替代不是一回事，首先我们是开放的，第二内需驱动除了市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通过中国这么大的规模市场，把全球先进要素吸引到我们这儿来。所以站在中国本土的市场，发展经济学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相信发展经济学有很大的作为。
解释一下我们研讨会的目的，我们是希望把做编辑和学者放在一起来进行共同的交流。因为以前我们每年是把编辑部的人聚到一起大家交流一下这个杂志怎么办，办杂志有什么好的经验，年年交流这个也有收获，但是我们想改进一下形式，让编辑部的学者来讲一讲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期望对学术界研究问题的选择有一个引导性的作用。希望明年的时候继续办好这个会议，这个会议主题也反映了编辑部选题的方向，我们既希望它是前沿问题，同时也希望它是一个热点问题，我们不希望它是前沿问题，但关心的人就特别少，这样恐怕也不行，我们希望热点问题也是前沿问题。